四海之内

发布时间:2019-01-16 08:59:31来源:中国纪检监察报

我栽在这些“兄弟”手里。

20多年前,我在某部机关上班,以年轻副处长的身份来到南方某省挂职。

我在这里当了两年副处长,挂职到期了,回部里一看,我所在的那个司局换领导了。新领导一见面,跟我寒暄了几句,就站起来送客。我感觉,想回来调一级,看来没那么容易,就继续回到省厅上班。

那天晚上,我住在我挂职那个处的处长家,聊了几乎一个通宵。他给我出了一些主意,如果不想立即回北京,可以在这里等一等。他还透露,他快提拔了,只要他的事一成,立即会提议我来接他的处长位子。

这一夜,让我感受到了同事的友谊,有时真是金不换的。不久,我如愿当上了处长。原来的处长提拔了,成了副厅长,而且分管这个处。他是我的恩人,我在他的领导下,工作干得很痛快。

他对我说,老弟,我把你留下来是留对了,你能干、肯干,而且是部里的人,上头熟悉,进得去门,说得了话,没你不行,你得多出力,多呆几年。

我们都尝到了“交情”的甜头。副厅长业余喜欢书法。我有一天对他说,老哥,帮我写个作品,挂到我办公室:四海之内皆兄弟。

“四海之内皆兄弟”,那幅字一直挂在我办公室,我提拔,调换办公室,都一直跟着。我是把它当人生座右铭的。

那时,我在那个位置上,通过特殊的人际关系构成,的确办成了许多实事。上面人头熟,“跑部”其实就是“回家”。部里我的大小兄弟们,大大小小都有点权力了。而这边分管领导又特别支持我,我放得开,没有什么顾忌,想得到就能干得到。

至少到那个时候为止,我交的这些朋友都是不错的,提供的多是正能量。偶尔我想答谢他们什么的,也就是吃顿饭,喝个茶,在一起说几句好话,表达一些正当的友情。

过了几年,老厅长退休,副厅长转正。他跟我说,老弟,想在这里发展,干脆就正式调过来吧。我心领神会,索性把关系转了过来。不久我就如愿接上他的位置,当上了副厅长。

从处长到副厅长任职这期间,夜以继日、通宵达旦的工作场景,还历历在目。

2009年,我的厅长大哥退休了,他毫无悬念地推荐了我接替他。可我,却大有悬念地落选了。我开始不适应。

我冷了下来,也许是别人给浇的凉水,也许是自己给自己浇的凉水,反正我工作的热情,当头冷了下来。就在这个时候,一个姓董的朋友出现了,他从北京赶过来,对我说,哥们儿,别泄气了,人生道路,从来没有平坦的,其实你这是回归官场常态了啊——工作,本来就没有必要那么拼命,官场嘛,真理来了半睁眼,工作来了慢慢干,升官就烧三把火,不升,躲进小楼成一统,管他春夏与秋冬,三朋四友喝小酒,自得其乐也好过。这话要是早几年,我抽他一大嘴巴。可那时,我听了真舒服。然后,在他的安排下,我第一次假借工作调研的名义,回北京跟我的三朋四友喝酒去了。

那次,我在北京一呆,半个月都没有回省里来。我们天天晚上喝酒,上午睡懒觉,下午到高尔夫球场,学打球。

我打高尔夫的时候,思绪像球一样,会不断弹跳,飞起来,落下去,沉入洞里,陷入深邃。我喜欢那样的情境,我的思维会特别活跃,而我的心,会特别舒缓,趋于平和。在球场上,我不想工作的乐趣,也不想事业的烦恼。

我后来迷恋高尔夫,是付出了代价的。不少老板朋友帮我办会员卡,检察院从我办公室搜到13张会员卡,他们说卡里的会费加起来有二百多万。

后来我是把工作这件事“想通了”的。我没心思上班,一动就借故外出打球。我之所以觉得很正常,其实是心里闹别扭。我觉得我那样干,最后还是没有当上厅长,前任再推荐,业界名气再大,加班脱皮再多几层,都不行。既然如此,就让那些当厅长的人干呗。既然不能让多劳者多得,那就让多得者多劳吧。

人有时候处在一种自我认识的藩篱里,眼界、心胸一时都搁浅了。我光看到自己没能当厅长,就没有看到更多的处长,干活儿也不少,照样当不了副厅长,更多的干部当不上处长、副处长,位置就那么多,总归有分工不同啊。可当时我就是想不通,拼命地闹情绪,闹着闹着,自由散漫,任性放纵,就习以为常了。我整个人确实变了。

单位党组中心组集体学习,我几乎一律不参加;迟到早退是家常便饭,不请假闪人,也是司空见惯了。我的桌子上常年积压着一大堆文件,我能不看就不看,实在要看,能不表态就不表态,能不批示,绝对不划拉一个字;实在需要签批的往来公文,我就故意拖延。对有审批时限要求的项目审批、资金申报等事项,则在经办业务处室多次催促之后才肯签发,但就是画个圈,签个名字,有时候连名字都懒得签全了,就签个姓,签个日期,了事。我出事后,听办案人员讲,发现我办公桌上仍有积压未签批的四十几份文件,有的甚至是下属单位两年前作为急件送给我而始终未签批的文件。甚至对分管处室人员年度考核优秀等次建议的文件,也被我压着不批。

年底组织部一位副部长找我谈话,提醒我注意。我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,而是更讨厌厅长和我的同事了,我觉得他们打了我的小报告。

虽然我的工作朋友越来越少,但我不缺朋友。毕竟是副厅长,来巴结我的老板有的是。以前忙于工作,这些人来请我,我基本上不应酬。后来,他们的出现,正好中了我的意,填补了我一时的空虚。我的生活观,在他们的影响下,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,从想方设法工作,变成挖空心思“提升生活品质”。那些跟我一起享乐、为我安排“活动活动”的老板,成了我亲密的“四海兄弟”。

有了这些兄弟,我似乎找到了“另外一种价值感”。

这些老板朋友,没有不知道我路子广、关系硬、能量大、讲义气的。他们天天围着我转、捧着我,为我安排东安排西,很有耐心。他们一般都不开口,都是处了半年以上,有过多次一起“活动”的经历,他们才开口求助。

有一个姓黄的老板,我为他的公司出过“大力”,帮过“大忙”。他们就不断送我“大礼”,我受贿的3000多万里,有2200万就是他送的。直到把我送到这儿来了。

报批项目是一个非常庞杂、复杂、繁杂的大手续工程。一般说来,同类项目审批完成,顺利的话也需要三五年。但是我出马,效率就不一样了,在我亲力亲为的联系协调下,黄姓老板这个项目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就通过审批,他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。而我在相关项目方面“一挥手一弹指”就能帮“大忙”的能量,更是让他们刮目相看。

这么多年,上面的路子,几乎都在我的手中,这是我的筹码,我认为没人可以取代。

有一天,黄和董又来找我,要我协调促成一个项目。我明明知道这也不太妥当,支吾了两句这事有难处,没有先例。董在当天夜里请我吃饭,送我回家时,提了整整500万现金,放在我房子客厅里。第二天我就让老婆把钱存入银行私人账户,然后打电话回复,帮他们试试。结果,这一“试”,又“试”成了。

我那时候的心态,现在想想已经相当可怕。我认为,我在帮助这些朋友,帮他们发财,也回报他们对我的“关照”。这是朋友间有情有义的表现,也有助事业,算是在积功累德。因没有提拔,我的确闹了一阵子情绪,懒散不作为,但后来又开始“作为”,一改“故意拖延、压文不批”的毛病,许多事项批示不过夜,立马走流程,主动催着办,积极工作的感觉,总归比消极应付的感觉好。可是,我自己知道,这种改变的动力,也就是这些所谓的兄弟,他们让我四海之内,自由行,让我几年之内,路路发,对我的照顾相当周到,对我的给予,也是相当慷慨啊。

最终这些“兄弟”,让我四海之内,走投无路。如今在囹圄之内,那些“兄弟情”,想来可笑,甚至荒诞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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